□ 张 琳
朱学者身杆笔挺，总爱挎着一个草绿色的军用帆布包，上面别着一枚鲜红的五角星。那时候双肩包不多见，学生中流行使用这种帆布包，不过大都是仿制品。而朱学者挎着的，绝对是真品。
每天一下班，厂门口有不少工友，总能看到朱学者挎着沉甸甸的帆布包，出厂门，右拐，向北匆匆而行。有工友就问，朱学者，去工学院啊？
朱学者朝问话的工友微笑点头，复朝北大步流星走去。
朱学者？还狗学者呢，狗屁学者！问话者旁边的一个工友眨巴着眼说。这句话，激起周围工友们的哄笑。走出老远的朱学者听到背后的笑声，不知他们为何发笑，就扭头冲他们一笑，那几个人笑声更响，有两个都笑弯了腰。
莫怪工友们调侃朱学者，朱学者显然是他的绰号，朱学者真名朱刚强，他被工友们称为学者，不是无缘无故的。
朱学者原先并不是化肥厂的职工，他原先供职于发电厂。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化肥厂和发电厂都是国营的好单位，但发电厂似乎更受青睐。朱学者托关系从北郊的发电厂调到南郊的化肥厂，很多人大惑不解。他家不是住发电厂宿舍吗，为什么舍近求远？发电厂不是更好一些的单位吗，为什么非要调进化肥厂？很多人思来想去，得出如下结论：朱学者的女朋友在化肥厂，不然，他的脑子有问题。
这个说词，还真叫蒙对了一半。错的一半：那时候，朱学者在化肥厂哪有女朋友呢；对的一半：的的确确，是他脑子的问题。
朱学者的父母都是发电厂子弟学校的老师，朱学者初中毕业后参军，三年后复员，安排在发电厂保卫科工作。上班两年，朱学者突然感觉自己的工作单调乏味，有无所事事之感，加之出身教育之家，潜意识中又萌生了学习的欲望。于是，每天上班，朱学者的挎包里都装上几本书刊。什么书刊？物理类的。
那时候，成人教育方兴未艾，很多年轻人一边上班，一边报考成人大中专，提升学历。朱学者也考上了成人中专，学习地点在工学院。在这里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一般都是在周末，其实没多少次，朱学者就萌生了调进工学院南边不远的化肥厂的念头。跟父母一说，父母极力反对，父亲说，再不方便，坚持一年半不就毕业了，至于调过去吗？朱学者没吱声。母亲说，是不是那边谈朋友了？朱学者没吱声。朱学者心里的想法，他没敢跟父母说，怕他们说他不自量力，有野心。
朱学者确实有了野心。每次到工学院学习，他早去晚归，总爱在校园里溜达，在学校食堂吃饭，看校道上来来往往的学生。朱学者觉得，高校里的一切都令他欣喜，他应该属于高校。有一次，坐在校园湖畔的石凳上，望着湖对面草地上读书的几对男女学生，朱学者思绪翩跹：成人中专毕业后，我还要读成人大专，读硕士，最好能读博士，在这里一步一步做到教授。
拗不过朱学者一意孤行，父母终于同意他调动，他父亲甚至动用了在郊区政府工作的同学关系。朱学者在化肥厂依然干保卫工作，在他的要求下，不再像在发电厂时上三班倒，而是改为上常白班。
上常白班，是为了上夜校方便。每天下班后，朱学者在厂食堂匆匆吃点饭，一抹嘴，挎起包就奔工学院。过了段时间，他的晚饭也很少在厂食堂吃了，下班就去工学院食堂就餐。朱学者不是心血来潮，几乎每天，厂里的人都能看到他去工学院的身影。有工友说，朱刚强待在大学的时间，可能都比在厂里长。另一工友说，他难道想做学者？正是因了这句话，以后工友们很少再叫他本名，而是称他朱学者。
朱学者确实想做学者。不管刮风下雨，不管身疲体疾，他去工学院的步履从未停止过。他读了中专读大专，读了大专读本科；没课的时候，他去校园蹭课上，见哪一间大教室灯火通明，他就从后门悄悄进去，坐在角落里……
说朱学者为了恋爱调化肥厂，这是忖度。不过，在这里，朱学者确实收获了爱情。在工学院食堂吃饭的时候，朱学者认识了一位来自青海的女生李梅花，两人互生情愫。李梅花毕业，没服从学校分配，强烈要求改派化肥厂。新婚之夜，朱学者搂着李梅花，说，我俩要感谢化肥厂。我要求进化肥厂，才有机会认识你；你要求进化肥厂，我俩才修成正果。
婚后，朱学者依然天天跑工学院，他要考硕士。李梅花支持他的想法，谁不希望自己的老公是强人呢？考了一年又一年，朱学者没有考上，依然颠簸在考研的路上。已经做到化肥厂检验室副主任的李梅花呢，却考上了母校的硕士研究生。
那年化肥厂改制，朱学者下了岗。而李梅花已成为工业大学（学院升格为大学）的副教授，成了真正的学者。她看朱学者落寞的身影依然爱在校园里晃动，心生恻隐，就找了关系，让朱学者到大学干门卫。
朱学者和李梅花住化肥厂宿舍，离工业大学比厂区更近些。每天上班，朱学者一身正装，背着双肩包，到门卫室才换保安制服。下班了，再换回正装。他走在上下班的路上，熟人会打招呼，朱学者好。不熟的人看到他，眼里分明就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
张琳，安徽砀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清明》《飞天》《四川文学》《朔方》《广西文学》等刊物，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选刊转载。现居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