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洪波

　　阳光像一条熔化的白金，倾泻而下，使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

　　就是在这样的蒸笼天里，我们美协的主席——大家私下都叫她“美女姐姐”，依旧穿着那身深色职业西装。汗水浸湿了她浓密的鬓角，紧贴在颈侧。我，以及每一个遇见她的人，心头都难免涌起一股难言的惋惜，有种上前劝她换身衣裳的冲动。自然，这身行头是她多年不变的。个中缘由，我也是后来才知晓。

　　那是几年前的事。我所在的市依托母亲河，兴建了一座气势恢宏的休闲广场，打造城市新地标。其中，浮雕墙广场是核心，将承载城市的历史与精神。项目论证会上，领导有意邀请京城名家设计。她在一片静默中举起手，声音坚定：“交给我们吧！没人比我们更懂这座城市的血脉。我们只收基本劳务费。”领导被打动，欣然应允。

　　那时的她，是广场上一道流动的风景。花格碎裙摇曳，披肩长发轻飘，拎着精致的小坤包，顾盼间神采飞扬。

　　接下重任，她便一头扎了进去。遴选七位精英，无数次实地考察，夜以继日研讨碰撞，画稿在推敲中日臻完美。最终设计方案令人叹服，顺利付诸实施。

　　剪彩日，她容光焕发，领着创作团队昂首步入会场。仪式结束，作为主创代表，她陪同嘉宾参观浮雕墙，讲解设计深意。人群熙攘，赞誉不绝于耳。喜悦中，不知谁疑问了一句：“这浮雕设计真有味道，不知是哪几位大家的手笔？墙上怎么没见署名啊？”

　　多年后，当她向我复述那一刻，声音依然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盆水，要不是强撑着，真就倒下了……”她苦笑着摇头，“太想当然，太热血上头了，只想着为家乡做事，竟把大家最基本的权益忘个干净！”

　　就是从那一刻起吧，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沉坠。她开始绕过更年期的文联副主席，试图向更上层领导反映，想尽快弥补这个疏漏。然而，寻求解决的路，比预想的要泥泞。流程像缠在一起的死结。文联副主席在公开场合说她小题大做。团队伙伴劝她：“算了吧姐。当初也是自愿的，就当是为家乡尽义务了。”

　　她眼里有种近乎偏执的光：“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原则，是对创作者最起码的尊重。权利可以放弃，但不能被剥夺。”

　　她的衣着渐渐变了。裙装不见了踪影，取代的是线条硬朗的职业西装。坤包也消失了。有人问起，她有时笑，变戏法似的从上衣口袋，或裤兜里，抽出几页折叠的纸：“见领导方便。”

　　我们这才恍悟。那几页纸，是她精心准备的“诉状”。从广场建设最初的会议纪要、创意构思草图，到施工过程的点滴，记录巨细。核心诉求只有一个：补上浮雕墙作者署名。她期望能在材料的空白处，获得领导批示。

　　她似乎永远追不上那些步履匆匆的身影。汇报常被中途打断，预约好的面谈总被“下次再议”推延。好不容易看到一丝曙光，再寻去时，领导不是高升调任，便是远赴京城深造。

　　起初，她觉得诉求简单明了。然而，她一次次遭到打击。某位领导电话里应承得好好的，指示文联协调解决。她忍着别扭，硬着头皮去找副主席，答复却是：“真不巧，副主席临时有个紧急会议，出差了。”待副主席归来，对方又换了口气：“领导刚来过电话，说这事……先放放，不急。”她不懂，放放是多久？辗转多个场合，终于堵到能拍板的领导。对方皱眉说：“解决问题是要讲程序的。你急，我理解，但程序不能乱。”

　　她恳求说：“领导，署名所需的一切费用，我个人承担。位置我都想好了，绝不会影响整体美观……”领导脸上终于露出思索，片刻，绽开一丝笑意：“行，你有这个态度，我看可以。”当场抄起电话，指示她直接去找广场的主管单位。

　　主管单位负责人听完来意，语气带着质疑：“改动绝对不行，会破坏整体规划效果的。”然后身体前倾，目光钉在她脸上，“就这么在意几个名字？”

　　她眼眶红了：“这不是在意不在意的问题，是对创作者心血的起码尊重。署名不需要多大地方，费用，我说了，自己出。”

　　结果，她被客气地请出了办公室。她将手中材料攥得死紧，声音发颤：“我会继续反映的，这事没完！”对方嘴角挂着笑意：“恭候佳音。”

　　后来，一个在广场管理处工作的亲戚，在饭桌上提起：“你们那位女主席，那天可把我们吓坏了。就蹲在浮雕墙底下，大太阳晒着，抱着膝盖，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真叫人心酸。哭了得有好一阵吧，后来猛站起来，抹了把脸，头发一甩，扬着头走了。她是不是压力太大，这儿……”亲戚指了指太阳穴，欲言又止。

　　饭桌上安静下来。亲戚的话，像窗外正下着的雷雨，瞬间穿透了我的衣衫，激得我后背一阵寒凉。

　　田洪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作品》《草原》《朔方》等刊物，著有小说集《请叫我麦子》等7部，曾获中国好小说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