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幼安

　　从《玫瑰星云》到《寻云者不遇》，再到《你在飞鱼座》，我密切关注着诗人李昀璐的创作历程。不同于前两部诗集的日常书写，伴随时间无法抵抗的磨损、诗人内心秩序的完善，她的诗歌正逐渐脱离对“体验性”的简单反馈，呈现出对更为复杂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关系的探索趋势。

　　正如简赫斯菲尔德所说，诗的源动力不在于对信息或对外在事物的简单记录，“而是栖息在它自身所嵌入的世界之中，与存在交织缠绕。”在诗集《你在飞鱼座》中，李昀璐借助诗歌的眼睛，将目光投向云南边陲的独特风物、基层工作生活、人际交游与阅读经验……从而筑建起一座供她认知并处理世界的、极其丰富且具活力的文本空间。

　　其中，第一辑“共赴命运曲”显示出了强劲的互动性，与诗人渴望参与世界的决心。质疑和选择共同构成了这部分的地基，呈现出反思与确定并行的推进结构。在《南方高速》中，诗人对历时性的存在发出疑问：“谁是真正的游子呢？我们靠脐带和子宫/连结故乡吗？忽然发现乡音已经/面目模糊，这是谁的语言？”当我们与习以为常的“传统”发生偏移，作为个体脱离具有更强庇护力的“故乡”后，如何标定原点、找到可以丈量自己位移的标尺，成为了人们行驶在南方高速上的新的问题。而另一首诗《你在飞鱼座》，似乎对存在的真实性和目的作出了回应：“唯一的命运是远航”，“驾驶木舟”到“飞鱼座”“浩荡的宇宙”和“无边的想象”中不再返回，并且要放弃任何返回的可能。诗人以告别的孤勇呼唤远方尽快到达她的文本之中，这份期待和果敢，开阔了她文本的气象和可能性，也让她有可能写出《执花人》这样具有个人宣言性质的诗作：“立志做漏网的鱼骨，亮出尖锋之刺”，保持着“垃圾桶/也不可终止盛放的决心”，“以一种生机勃勃的灿烂，对抗/激流中的时间”。

　　拥有坚定的内核，是李昀璐写作的底色，而这份坚定，逐渐成为她与世界交互的底层逻辑。在这部诗集的许多作品中，诗人不再仅为自己的命运激荡、“大声唱歌”（《谣曲》），而是转向为其他人的命运热泪涟涟。这正是她诗歌目光实现社会性跨越的体现，即带着巨大的关照去处理他者的存在，不作评判，只是同情、理解、原谅，像一场小雨轻柔地降临在每个干渴的人唇边。以《过故人庄》为例，这首诗选用一个读者熟知的诗名，但并未讲述团圆与相聚的故事，相反，在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前文本基础上，将诗境引入一种当死亡发生、“还来”已不可实现的悲痛中。进而，诗人与曹丕《与吴质书》的跨时空对读，亦是一种历史重唱，“观其姓名，已成鬼录”的哀痛是“旧年的悲与泪”，但仍在“新的年历”上反复重现，哪怕时间、环境更替，生死的奔突仍无法避免，魔咒般将亲密“故人”击倒。诗人为此惊心垂泪，其共情能力与悲悯胸怀在这首诗中可见一斑。

　　而《云深处》《落霞声》《地图》等诗作，完全以别人的生活经历为创作蓝本，写出了山村女人们颇为无奈但必须习惯的“接受”：无法跨越的距离、错失的机遇、难以倾泻的情感……她们必须接受的日常是重复思念和想象，是把“霞光”装进“空瓮”储存起来。现实往往容不下文学置喙，在处理这类作品时，诗人并没有选择激化矛盾、讽刺怒骂，或以某种荒谬的方式把现实推向戏剧钩织的陷阱中。

　　相反，诗人始终保留着笔下主人公的主体意识，以她自己见微知著的观察去展现一种能够抵御生活重压的弹力：打完电话的女人“冷静地，从地图上抽回手”（《地图》），“所以我们就要成为彼此/燃烧的木头”（《露天舞池》），“自然事物，以更长久的生命力/拿回土地的所有权”（《时速192》）……不同的她者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度过危机，但共同点是，她们都在诗歌中获得了诗人无差别的理解与尊重，都通过诗歌展现出围困下的生活之美，使读者对流过两腮的泪水再度充满信心。

　　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欣赏与认同，让李昀璐的诗歌得以呈现类似手工制品的细致与温度，用皮革般的柔软，将那些从生活中发现的惊讶与悲哀包裹起来，不至于直接遭受现实的残酷性冲撞。这些来自诗歌内的守护力，让我们在阅读她的诗歌时常有被姐妹抚慰的暖意、流泪的冲动、牵手跃进的勇气，并引导我们从“唯一失语者”的灾难中挣脱，暂时不去思考“明天会好吗”（《乌苏》），只需想起那些“陪伴过你的美丽事物”（《鹭鸶酒杯》）。

　　周幼安，1997年生，现居上海。青年诗人，兼事小说、评论写作。作品散见于《诗刊》《十月》《钟山》《星星》等刊物，入选第14届十月诗会、第41届青春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