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正刚

　　1935年2月中旬，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周光倬终于到达中缅边境的班洪（今云南省沧源县境），见到了“班洪王”胡忠汉。时值多事之秋，英国人觊觎班洪地区的银矿，多次派兵越境侵扰，当地人奋起抗争。英方盛气凌人，枪炮锐利，而班洪地理偏远，交通阻隔，周光倬的到来，让深陷险境中的班洪头人和百姓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慨然赴国难

　　1934年春天，英军入侵班洪，烧毁民房，打死百姓，制造了令国人群情激愤的“班洪事件”。云南旅京（南京）同乡会向中央政府请愿，要求官方向英方交涉，并派代表到滇缅边区调查，了解边地实情。中央决定组建边地调查团，赴边区调查。

　　当时班洪战事不断，加之边地瘴疠肆虐、盗匪横行，云南之行危险重重，应征者寥寥。1934年4月，经云南同乡会举荐，周光倬被中央政府任命为“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参谋本部任命云南保山人李元凯为专员，同赴边地调查，随行人员有测量员沈文侯、王玺，医官殷寿增等。与边地调查团同行的还有中央大学与中国科学社组建的“植物采集团”，成员是中大助教陈谋和科学社练习生吴中伦。

　　周光倬（1897—1966），云南昆明官渡人，少年时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求学。接受外交部的任命时，他是南京一所学校的地理教员。前往云南前，周光倬专程赴苏州拜会寓居当地的李根源。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曾在政府担任要职，熟悉边地情况和滇缅界务。李根源殷切勉励周光倬，告知边地瘴疠恐怖，野人有砍头习俗，叮嘱他“无论如何，不能以生命往拼……对人接物，须谦和则于事始无碍”。

　　1934年6月，周光倬一行从南京出发，在上海乘船前往越南海防，然后换乘火车，沿滇越铁路到达昆明。

　　“不亚武侯复生”

　　因牵涉界务与外交，边地调查团的云南之行滞碍重重。在南京时，周光倬到外交部办理手续，“科长某出言讥诮”。调查团到达云南昆明后，英方向中国施压，反对中方派人赴班洪调查。为避免纠纷，官方要求调查团留居昆明，暂勿西行，这情形令周光倬焦灼不已。

　　边地调查团由参谋本部和外交部各派人员组成，参谋本部派员负责对沿途及边界进行测量，这是调查团的重要任务，周光倬认为“测量为第一要件”。1934年8月底，李元凯专员率员自行从昆明出发，赶赴滇西。令周光倬愤懑的是，李专员一行启程时，未携带测量仪器，此举让测量工作成了空谈。到保山后，李元凯遣散随员，调查任务落到周光倬一人肩上。

　　滞留昆明期间，周光倬拜访了许多熟悉边务或参与过勘界的人士，收集了大量界务档案资料。10月底，周光倬收到官方指示，率随员从昆明出发，赶赴边地调查。调查团经楚雄、大理、保山、腾冲、镇康等地，到达边境孟定。为了解边地实情，1935年2月，周光倬不顾险阻，秘密进入班洪，与班洪总管胡忠汉会面，向他转达了政府维护领土的决心，勉励他率百姓护卫边疆。

　　故老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嘱咐班洪头人和百姓世代守护此地。1934年初，英方入侵班洪，老班洪总管胡玉山召集佤山17个部落首领剽牛盟誓，立志“内惩叛徒，外逐英军”。同年9月，胡玉山辞世，胡忠汉承袭父亲职司与遗志，继续率众与英方抗争。与周光倬会面时，胡忠汉陈述了班洪抗英实情和当前困境，写了一份表陈，请周转呈政府。在这份表陈中，胡忠汉对周光倬的边地调查之行深表敬意，称赞他的功绩“不亚武侯复生”。

　　完成班洪地区的界务调查后，周光倬经双江、澜沧、孟连、勐海赴景洪，后经宁洱、元江等地，于1935年5月回到昆明。边地调查团云南之行耗时近一年，行程99站，里数近6000里。返回南京后，周光倬撰写了《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呈交中央政府，为官方了解边地实情和勘界提供参考。

　　信念熔铸的长城

　　周光倬关心国事民生，有写日记的习惯，云南之行中，他对调查经历和沿途的山川地貌、人文风情、边地状况作了详细记录，拍摄了大量照片。如今，距周光倬的边地调查之行已过去90年，阅读他当年留下的调查日记，追寻他的行迹，在云南的山川大地上作一次纸上的漫游，仍旧感佩于他的学者风范和家国情怀。

　　调查团一路风餐露宿，在旅途中饱经艰辛困苦，在云南驿住宿时，“所宿马店极不洁，人马猪同在一处，秽气熏鼻”。边地瘴疠肆虐，缺医少药，加之食宿无规律，调查团成员多次生病。边地币制混乱，物价不匀，调查团常陷入旅费不继的窘境。途经腾冲时，旅费耗尽，周光倬向友人李生庄借款350元；到镇康县时，向纳汝珍县长借半开现金100元；过澜沧县时，向旃荫堂县长借款400元；过宁洱磨黑时，向高富华借滇币50元……

　　时局混乱，边地匪患丛生，调查团数次遇险。在猛董缅寺住宿时，匪徒袭扰村寨，周光倬和随员持枪戒备，彻夜未眠。周光倬进入班洪时，当地人因怨憎政府常失信，弃领土与百姓不顾，暗中谋划将周光倬扣押为人质，随后致电政府，待官方给出解决班洪危机的确信后，再将其释放。

　　与周光倬会面时，班洪头人有感于他的家国情怀和坚韧勇毅，放弃了对他的扣押——中英双方都不允许调查团进入班洪，但周光倬坚持以私人身份，不带护兵冒险进入。周光倬对这次只身犯险浑然不知，直到离开班洪，途经耿马时，才从知情人处知晓原委。周光倬对这次死里逃生心有余悸，亦深感庆幸，“一生最大纪念即此一件事耳”。

　　边地百姓常年受官员和土司压迫，官民间隔阂深重。调查团途经翁定寨时，村人惊恐四散，周光倬对寨首温言劝慰，言明所用之物会照价付钱，村民才放下戒备，为调查团提供补给。周光倬从寨首处得知，前一年“招安军”经过寨子时大肆劫掠，“猪牛全被屠杀，粮食供应甚多，妇女之首饰，皆被搜去，所用银杆旱烟袋亦被拿走”。这事发生后，村人惶惶不安，对外人的戒惧之心日益深重。

　　在孟连，边地调查团与南京一所高校派遣的地理调查团相遇，地理调查团领队黄姓教授“性情粗暴，行为鄙陋”“大肆咆哮，目中无人”，向村寨头人问话，“一如候犯之待鞠讯者”。周光倬对边民的遭遇深感同情，对黄教授的言行愤愤不平，以致夜不能寐，“夜三点醒，醒来即觉黄教授太无聊，即不能眠”。

　　周光倬热心国事，关注时政，致力于消释隔阂，融洽各方关系。途经大理、保山、腾冲、芒市、镇康、双江、澜沧、思茅等地时，周光倬应邀向当地学校师生和民众授课演讲，勉励听众关心国事，努力救亡图存。与边地土司头人会面时，周光倬向对方赠送地图、缎料、毡帽、风景片本、丝绵线、针、火腿罐头等礼物。周光倬的云南调查之行，以坚韧的信念与殷切的家国情怀，在边地百姓心中熔铸了一座巍峨长城。

　　遥远的致意

　　完成云南的边地调查之后，周光倬返回南京，继续担任地理教员；1937年，他调入中央航空学校，教授国防地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航校从浙江杭州迁往云南昆明，周光倬随校南迁，回到家乡。1939年，周光倬入昆明联成贸易公司任出口部主任，次年赴缅甸任驻仰光经理，向国内转运了大量战时急需的棉纱、棉布和药品等物资。日军侵入缅甸后，周光倬转往印度，继续从事进出口贸易。1945年12月，周光倬回到云南昆明，入云南大学担任教职。

　　1957年，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计划在西双版纳建一座热带植物园，周光倬调入植物研究所，与蔡希陶一起参与了植物园的选址和建设。吴征镒在追忆蔡希陶的文章《也是迟来的怀念》中，记述了植物园的选址经过：“当时小腊公路还没有通，于是蔡老又自告奋勇双人双骑，与另一位曾经踏勘过中缅边界的周光倬老先生一起，深入到当时拘留‘琵琶鬼’的葫芦岛。”在《蔡老诞辰百年怀感》里，吴征镒记述了植物园选址最终定为勐仑葫芦岛的经过：“蔡老和周光倬先生等一同骑马从小勐养沿河谷一路考察来到勐仑，发现葫芦岛这块宝地。才有热带植物园先于大猛笼（勐龙）小街始建，后即转移到勐仑葫芦岛大建的归宿。”

　　参与热带植物园建设时，周光倬已是花甲之年。植物园选址位于热带雨林地区，气候炎热，猛兽出没，是一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事业，其中的艰辛难以尽言。从周光倬1957年11月16日的日记里，可以一窥选址考察中的艰险：“7点50分自勐仑出发……10点15分烂泥路，有虎豹脚迹，于心惴惴不安……上坡下坡，尽是烂泥坑，最难行。15点30分抵南发河边田篷，途中有虎豹足迹，可见这些地区，确属荒野，人烟稀少，而森林异常茂密，也就是野兽匿迹之薮。”

　　周光倬与植物研究结缘，可以追溯到1934年的云南边地调查之行，这次行程中，周光倬与植物采集团的陈谋、吴中伦结下了深厚友谊，也对植物学产生了兴趣。1935年4月，采集团行经墨江县时，陈谋猝然病逝，周光倬伤心不已，到陈谋灵前洒泪祭奠，为他的身后事奔走呼告。在呈交中央政府的界务调查报告里，周光倬特意陈述了陈谋的功绩：“陈君为科学界以牺牲，为开发云南科学之曙光以牺牲，其精神殊值吾人追想，而为此行之一大纪念也。”

　　陈谋去世20余年后，周光倬投身植物学事业，继续友人未竟的遗志。在南方的山川和丛林里选址调查时，周光倬一定无数次回想起那位在植物采集途中辞世的老友，并把这次考察视为20年前那次边地调查之行的延续，视为对陈谋的深切缅怀和隔空致意。

　　作者简介

　　胡正刚，1986年生，云南姚安人，现居昆明，供职于云南省档案馆，著有《问自己》《丛林里的北回归线》《南山行》等作品，曾参加《诗刊》社第33届“青春诗会”，获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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