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飞的前半生战火纷飞。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他一路历经枪林弹雨，最后来到云南。此后，他又在4046公里的边防线上奔走30年，遇到过空袭，碰到过滚石，曾与死神擦肩而过。

　　后半生，他带着二级伤残的身躯、缩短了5厘米的腰椎，走遍云南30个县（市、区）80个乡镇145所乡村学校，捐款114.2万元，资助云南省26个民族的420名贫困学生。

　　2018年和2022年，都市时报记者曾经两次专访李一飞老人。

　　第一名受助对象来自红河

　　2018年1月的一天，都市时报记者来到老人家里专访。当时，已90岁高龄的李一飞因风邪入侵，面部神经麻痹，正在服用中药。他走路时，身子微微前躬，双手在身侧摆动，步子里带着轻快。

　　李一飞老人称，干休所的生活悠闲舒适，与他此前的生活完全不同。每天看书报、看电视，养鸡养猫养花，或者拄着拐杖在营区散步。营区内的树木花草都比较单一，有一天突然想：“怎么来提高营区的绿化和美化呢？”他花了整整10年，写了一本《园艺学》，却苦于没有经费出版。1992年，他把所有文稿、图片打包装箱。

　　这时，李一飞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孩子因家境贫困上不起学。他给中国青基会寄去200元钱，心想：“革命老区的孩子尚且如此？那我们云南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的孩子呢？”

　　李一飞联系了云南希望工程办公室后，对方安排了一名受助对象——来自红河县的哈尼族孩子马克仰。孩子年幼丧母，父亲再婚，有一个弟弟。后来父亲过世，家中除了马克仰，只剩下继母、弟弟和奶奶，日子艰难，孩子处在失学边缘。

　　1996年，经希望工程办公室推举、干休所党委同意，李一飞被选为希望工程办公室监察委员会委员，工作是检查希望小学建设、工程质量、资助费用落实等。此后，李一飞走遍云南30个县（市、区）80个乡镇145所乡村学校，行程达15000多公里，累计捐赠物资50余万元，资助232名贫困学生。他的卧室里，至今还摞着数千封书信，书信里饱含着受助孩子对他的尊敬、感激和挂念。

　　希望工程颁奖晚会上，通海县的一名蒙古族男孩找到李一飞，对他说：“李爷爷，我没有回信，是因为你写的字我看不懂。”以前在战场上需要速记，李一飞写字的速度很快，字体比较潦草。从那以后，李一飞在给孩子们回信时格外小心，一笔一画，十分工整。而且，他很注意不写错别字，拿不准意思的词语和成语，他会查好词典之后再写上去，“不能误导孩子们”。这对李一飞来说很费劲，因为他患有白内障。

　　在资助的学生里，和李一飞长时间保持联系的并不多。干休所地址变动，受助者忙于谋生无暇写信，以及其它种种缘由。跟老人保持联系的，大多是考上大学或大专的孩子。因为来自李一飞和其他热心人的善意和帮助，他们得以走出大山和村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爷爷给了我和家人希望” 

　　2022年，都市时报记者再次拜访李一飞。

　　那年5月中旬的一天，在昆明北市区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宅里。午后的阳光照进屋里，窗台上一只猫咪晒着太阳，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午休后刚刚起床的李一飞老人坐在客厅沙发上，保姆陪在身边。沙发旁边堆放着一大摞书籍，书堆的最上面，放着他看书常用的放大镜。见有客人登门，老人微笑着招手致意。

　　来访的是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专程给老人送来一批受助学生写的信，还捎来一份“2021届捐助大学生名单”。老人因身体不适，已经很少会客。但只要是受助学生或青基会的工作人员想来看望，他都会打起精神，让家人安排见面。

　　“爷爷，这是这个月收到的信！要帮您拆开吗？”青基会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大牛皮信封，递给李一飞，又凑在老人耳边大声说着。李一飞年纪大了，听力不佳，需要近距离大声说话他才听得清。

　　李一飞拿过鼓鼓的信封拆开，里面有9封信和明信片，都是不同的受助学生写给他的。他微笑着反复抚摸这些信件，随即又小心地放下信件，表示“晚一些再看”。

　　“他最喜欢看这些信了，而且喜欢一个人看，还把每个学生写来的信都编上号，记录下来。偶尔想起哪个受助学生，就会按照编号去把那个同学的所有信件找出来看一遍！”保姆带记者走进老人的房间。房间不大，除了床和桌子、柜子等家具，还放着3个偌大的纸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受助学生写给老人的信。

　　休息一阵之后，李一飞拿起一封信，在桌上慢慢展开，一手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读起来。这封信来自云南中医药大学的藏族学生巴三次里，信里说，自己家在云南迪庆，家里靠务农谋生，经济条件不宽裕。“如果没有爷爷的捐助，我无法完成大学学业……爷爷给了我和家人希望，我会努力学习，毕业后做一个好医生，反哺家乡，等自己有能力后，也像李一飞爷爷一样，去帮助更多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巴三次里的信是用两种文字写的，除了汉字版本，还有一份字迹工整漂亮的藏文版。

　　“可惜，我写不了回信了！”仔细看完几封信后，李一飞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像是对旁边的人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老人自从1992年参与希望工程公益行动以来，收到受助学生的回信后，总是有信必回。30年来，他收到的信件有1000多封，回信更多。

　　2022年以后，李一飞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听力越来越差，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拿起笔，充满激情地给受助学生回信了。但老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读信，之前寄来的，最新送来的，都要反复地读。对于他来说，这些信是晚年最珍视的东西，是学子们对他的信任和感恩，更是老人在暮年为国家、为社会继续发光发热的见证。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我100岁前，捐助500个学生。”面对记者，当时已94岁高龄的李一飞很认真地说。

　　本版稿件 整理自都市时报记者原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