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小鸣

　　先说点题外话。读余斌先生的《昆明地坛记》，按习惯先读了朱霄华先生所作的序言。读到一半，忽然觉得作为评论家的朱霄华其实也是个“老派文人”。从他生活中的兴趣就可以看出些端倪：爱古玩，喜旧书，集旧物……至今，作文也逐渐有了些“老派文人”的意思。据我对他的了解，朱霄华是个不断追寻答案的人。经历向外追寻之后并不满足，或者没得到答案，自然只好向内来继续寻找。我想这是他敬重余先生的原因。其实，生活中的余先生并没有那些爱好。他们虽是“忘年交”，毕竟是两代人，这中间的不同，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话题或者个案来探究。

　　写这篇文章，我原不知以何为题，所以先写下了副标题。《昆明地坛记》读到一半，脑海里忽然冒出一行文字：背影及背影的背景。有些拗口，所以改成了现在这个标题《背影及其背景》。背影，自然是指西南联大的背影。背影的背景，是指西南联大时期的老昆明。

　　余先生历时近三十年的西南联大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即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近期研究，内容拓展较多）。二者一分为二、二实为一，只是侧重点不同。研究西南联大，追寻的是西南联大先贤的背影，顺带铺陈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世相。如果说前期著作《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云南人民出版社）、《西南联大的背影》（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是二者并重的话，那么这本《昆明地坛记》即是侧重于那个时期昆明世相的回忆追述了，正如余先生在后记中所说：“昆明与西南联大，互为背景，不违和。”

　　先说背影。在我的印象里，余先生的西南联大研究，早期作品以研究文学史上如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林徽因等名家大家在昆明期间的踪迹居多，而且多为专文记述。随后逐渐拓展至西南联大其他学科的名家大家。余先生笔下的这些背影，凡是谈及，其来龙去脉、轶事传闻、毕生成就，余先生总是娓娓道来，赞赏之情溢于字面。经过余先生一番探幽掘微，左右佐证，这些“背影”其实已经变得栩栩如生，在读者心目中复活。这中间涉及的人物之多、社会面之广，让我感叹。

　　我居住在圆通山、五华山附近近三十年，五华山周围街道都在脚力范围之内，时常经过。且说这平政街、圆通街，仅隔了一条盘龙江，直线距离不过五百米。如今再走，忽然觉得身边人影幢幢，有形无形，甚是拥挤。心有念想，那些曾经的热闹场景，知其名亦识其形象的前人，便依稀辨识出来：原来马市口曾经报馆林立，一大早报贩们在这里取报纸四散叫卖；原来离马市口不远处的正义路及以东片区即是当年舞厅众多的繁华时尚之所；原来圆通街并不只有圆通寺，还是云南外语教育的滥觞之地，也曾经是云南西医护理教育的集中之所；原来翻译《荒原》的赵萝蕤先生客居昆明，便是每天急匆匆从平政街出发去云南大学上课……

　　余先生的近作《昆明地坛记》，对“背影”的描述则相对较少，专文算起来只有《光未然在昆明》《李约瑟与昆明》《冯至在昆明》等数篇，更多是对以前涉及过的人物、事件的延伸、增补。

　　关于余先生的西南联大研究，这些年读者渐多，影响日广。我曾在旧文《余斌先生记》中写过，余先生的西南联大研究，“在掘幽探微中追慕先贤，在轶闻轶事中发掘精神，在真相追寻中揭示底蕴，而这些又与一个生长于斯的老昆明人的旧时记忆相结合，使余先生的文字具有了别样的价值，这不仅对昆明具有着重要的地域文化意义，对当下的民族精神文化建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其余不再赘述。

　　再说背影的背景。由研究的主角而涉及主角活动的背景，算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既是余先生研究范围的拓展，也是西南联大研究的深化。如果说研究“背影”是描画了一幅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文化地图（著名作家汤世杰先生语）”，那么对西南联大时期（稍及前后）老昆明的研究就是给“文化地图”的背景染色。在我看来，这背景色在清末到民国的历史时段中，是独一无二、极具特点的。从被列为云南十八怪中的一怪“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的滇越铁路，后来的重九起义、护国战争，到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进而产生的西南联大、远征军及飞虎队等等，都是历史大事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对云南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值得厘清深究的社会、文化、甚至文学命题。余先生的老昆明记忆，其实也是这个大背景之下的个人记忆。

　　余先生是在有意深究。

　　在《昆明地坛记》中，洋洋一万四千余言的开篇之作《五华环山行》，以五华山为坐标点，环周一圈，记述了各条街巷甚至房舍的变迁，所关联的那个时段的重要人物、事件，话题包含了教育、医疗、新闻、时尚等诸多内容，考证详实，生动有趣。《呈贡：战时文化风景线》结构相同，也是围绕呈贡这个坐标点，详细考证记述了战时从北京、杭州、昆明迁到呈贡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以及避居呈贡的冰心、沈从文、常书鸿、查阜西、费孝通等名宿的生活工作，还顺带涉及了多位当地乡绅名流。文章最终画出的，既是一道亮丽文化风景线，也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呈贡的一幅社会风俗画。《抗战时期高校西迁格局中的两个联合大学》则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全国，在抗战时期的高校西迁历史背景中，从学校教师队伍、人才培养、对地方的社会影响等角度，对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作了深入比较。《昆明地坛考证寻访记》详实记述了对昆明“地台”即“地坛”的考证寻访过程，同样资料详实，证据有力，可谓言之凿凿，铁板钉钉。读者既可以从行文中体会余先生作文立意的严谨审慎态度，也可以窥见他深研细究的思维路径与考证方法。长文《昆明中西医百年往事》，则追溯了昆明中西医院从无到有的历史，昆明各大医院的来源，地址的沿革、变迁，介绍了近代以来昆明医学界的中西医名家，勾勒出了近代以来昆明中西医发展简史的轮廓。此类跨界研究，其实一直穿插在余先生的其他文章中，随处可见。貌似闲笔，实则有心。

　　余先生将他有事无事环着五华山的行走戏称为“追寻历史记忆的文化散步”。其实，他的西南联大研究及老昆明记忆及相关的考证寻访，也是对昆明近百年来的“追寻历史记忆的文化散步”。

　　这些乍看似乎有些散漫的文化散步，携带着余先生贯穿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深思感悟。这也是我在关注余先生研究时候特别留意辨识的部分。余先生在《昆明地坛考证寻访记》一文中说：“地名是历史，是文化，是记忆。不尊重地名，没必要的改名，或以讹传讹，等同于修改历史文化记忆。人们应该留住城市记忆，记住乡愁。”话说得可谓很重，针对的是一种现实，足见余先生的深思与忧心。余先生在《冯至在昆明》中写道：“20世纪八十年代朱家小姐（香港影星朱虹，祖籍昆明——笔者注）回来看她家的老房子，录了些像，拍了些照，又走了。房客（指诗人冯至。——笔者注）走了，房东也走了，15年前，房子也拆了，如今人走房消，再从钱局街走过，只能从原地矗起的烟草楼默默地行注目礼了。”这中间饱含的沧海桑田、世事无常的深沉感慨，则是散文家的无言自语了。

　　类似金句，俯拾皆是。

　　世间人，自有来路，亦各有去处。一代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只因为时段不同，因缘聚合，便在同一个地方留下了重重叠叠的踪影。沿着五华山走一圈，转转周围的大街小巷，读者自可想见永历皇帝那绝望的最后一刻，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生命最后时刻的悲愤怒火；也可以想见钱钟书先生独居文化巷11号陋室时对家人的想念，吴宓先生在苍茫夜色中携女友赴宴归来，沈从文、汪曾祺师生坐在茶馆闲聊……读者尽可以依自己所知，去想见众多历史人物，包括联大先贤在这一片区域来来往往的旧时身影。

　　在我看来，后人若不知前人旧事，便只见眼前物事；多知道一些前人的踪影，自然会觉得时光幽深，来路清晰。文化的传承岂止在书里？与前人先贤做伴，承续文脉精神，更多则是在心中。若知道更多细节，纵使是当下走在街道上，也会生出跟他们擦肩接踵的感觉。我猜想，这也是余斌先生孜孜以求地不断描画西南联大文化地图并借由童年、少年记忆追寻老昆明旧人旧事的缘由。

　　先生高寿，已八十有八。近年来虽患眼疾，依然笔耕不辍，得成就如斯。作为学生，惟愿先生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

　　黎小鸣，本名黎永泉，云南省永胜县人，当过教师、记者、编辑。在《作家》《钟山》《今天》《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橡皮泥》、中篇小说集《在水边眺望爱情》等。获得过滇池文学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基金奖等。现居昆明。